背景新闻：

进入暑期后，各类营销电话频次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反映，最近接到的营销电话明显增多，涉及房产、教育、金融、保险等多个领域，而且来电那头的声音越来越“标准化”——因为它们并非真人，而是AI。单个AI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成本每分钟仅一毛多，号码可以伪装，标记可以清除，甚至能够无差别“盲打”随机生成的号码。一条高度产业化、技术化的骚扰链条已然成型。

AI外呼骚扰有违技术向善

■ 邓 浩

“每天接到十几个推销电话，对面全是机器人”——这是当下许多电信用户的真实遭遇。一台机器人每日可拨号上千通，成本低至每分钟一毛多，还能伪装真实号码、清除骚扰标记。依托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商业利益驱动下，AI外呼正异化为无差别侵扰民众生活的“公害”。

AI外呼之所以日益泛滥，根源在于其成本与效率的极致不对称，这彻底打破了原有的平衡。而且，技术正变得更加“聪明”且隐蔽：大模型智能体能实现“千人千面”的沟通，让消费者难以分辨对方是人是机；号码可以被伪装成真实手机号，甚至能定期“一键去标记”，使得运营商的拦截和用户的投诉双双落空。这种“魔高一丈”的技术演进，让营销电话不仅可以“广撒网”，还能够升级为“精准智扰”，公众的安宁权遭到严重侵蚀。

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应用必须有边界。法律的底线早已明晰——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电话。然而现实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中的这项规定却屡屡被架空。标准界定、拨号频次、实名标注等配套细则的缺失，让监管缺乏精准抓手。更为关键的是，权责链条的模糊。AI外呼涉及技术服务商、使用企业、通信运营商等多个主体，当骚扰发生时，即使用户投诉，溯源追查起来也不容易。无良商家违法成本极低，又怎能不肆无忌惮？

治理AI外呼乱象，不能指望消费者的被动防御，而须构建起多方联动的系统性防护网。首先，必须从严收紧“同意”门槛，将用户选择权前置，杜绝“先骚扰再筛选”的侵权逻辑。其次，应强制推行AI外呼的实名标注与号码溯源，让每通电话“来源可查、目的可知”，彻底撕掉伪装外衣。最后，需完善全链条追责机制，明确技术服务商、运营商和使用企业的分层责任，对违规行为施以重罚，让参与违规链条的每一方都付出应有代价。

AI外呼在售后通知、服务提醒等不同场景确有正当价值，并非洪水猛兽。该被围剿的，是不表明身份、不接受拒绝、不分时段的野蛮“盲打”模式。技术发展的初衷是增进人类福祉，而非成为商业利益侵扰私域的工具。尽快给AI外呼划定清晰的合规边界，让其在规则内良性运行，方能让其回归“服务市场、惠及民生”的正轨，真正实现技术向善。

合规需落到技术实处

■ 高 低

法律从来都不是没有清晰边界的空白地带。《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拨打商业性电话。然而，这一“事先明确同意”的规范，在AI外呼的实践中正遭遇系统性的技术性架空：号码经过线路中转伪装，消费者看到的来电显示与真实呼出通道完全脱节，向运营商投诉时往往查无记录；行业内部配备“一键去标记”能力，一天内就能多次清除“骚扰电话”标签，让公众的拒接防线形同虚设；大模型智能体更能自动生成话术、模拟真人情绪，让消费者难以辨识对方究竟是人工客服还是机器外呼。当法律条文所依赖的“可追溯、可识别、可拒绝”前提在技术层面被逐一瓦解，纸面上划定的行为边界也就失去了实际约束力。

这一现象揭示了一个深层命题：合规与否的关键，从来不只在于法律有没有明文规定，更在于技术架构有没有给违规行为留下套利空间。传统电信时代，号码与实体身份深度绑定、呼叫行为有显著成本、投诉可追溯到具体线路，这些技术特征本身就构成了一道合规屏障。当技术让违规收益远大于违规成本时，再严厉的法律条文也可能沦为只能事后追责的“空头支票”。

因此，AI外呼的治理逻辑需要完成一场从“法律赋权”到“技术赋权”的转向。所谓“用智能体治理智能体”，其本质正是将合规要求内嵌于通信基础设施的技术架构之中：强制搭载系统级拒呼黑名单，让用户的拒绝意愿成为不可绕过的硬约束；完善来电标识机制，使AI机器人的身份在通信协议层就被直接显示出来；建立号码实名溯源的技术不可篡改机制，让每一次呼叫都可追踪到真实责任主体；通过呼叫频次与时段的硬控制，从架构上压缩无差别盲打的操作空间。

更深一层看，AI外呼的泛滥，本质上是一场技术不对等下的通信权剥夺。当一方可以凭借极低的成本随意侵入另一方的私人通信空间，而被骚扰的一方却几乎不具备对等的防御手段时，通信安宁权便成了一项极易被击穿的权利。保障这一核心权利，不能仅依靠消费者的事后举报，也不能停留在平台的浅层关键词屏蔽，而需要在通信网络的底层架构中，重建权利对等的技术基础。技术本身无善恶之分，但技术架构决定了行为的成本与收益逻辑。让合规成为代码的默认设置，让边界成为协议的底层规则，AI外呼才能从扰民的骚扰工具，回归为真正服务于人的技术。

AI外呼可用但不可滥用

■ 关育兵

一台AI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每分钟成本仅一毛多，号码可伪装，骚扰标签可一键“去标记”。技术降本增效本是好事，但当AI外呼沦为无差别“盲打”工具，消费者被卷入永不停歇的信息洪流时，我们必须厘清：技术便利与商业越界的底线究竟在哪里？

平心而论，AI外呼并非天然“恶”的技术。其高效、标准化的特性，若用于正当场景，能释放巨大的公共服务与商业价值。如社区民意调查、公共卫生通知、水电燃气催缴等公共事务，AI外呼能以极低成本高效覆盖千家万户。即便在商业领域，对于已授权客户的产品到期提醒、服务回访，AI外呼同样能提升体验而非制造困扰——关键在于，每一次呼叫都应建立在用户事先知情同意的基础之上。

然而，硬币另一面的现实令人忧心。当前泛滥的AI营销电话，早已突破合理边界。号码经过技术伪装，虚拟号池与实体号码任意切换，消费者投诉无门；“骚扰电话”等标签可被批量清除，推销“马甲”频繁更换，技术成了规避监管的帮凶。更值得警惕的是，随着大模型赋能，AI能模拟真人、理解语义、识别情绪，实现“千人千面”的精准诱导，消费者在真假难辨中被裹挟决策。部分外呼甚至采用“盲打”模式，通过算法自动生成号码地毯式轰炸——这已不是营销，而是对用户安宁权的公然侵犯。

问题的核心在于：AI外呼合规与否，唯一标尺是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遗憾的是，在实践中，多数消费者从未授权，却在工作、用餐甚至深夜休息时频繁被打断，选择权被剥夺。为此，必须尽快确立清晰的规则红线：号码应真实可溯，不得伪装；呼叫应严格限定于售后通知、履约提醒、用户主动授权的回访等场景，纯粹陌生的商业推销须严加限制；系统应强制内置拒呼黑名单与时段管控，让技术自带“刹车”。同时，权责链条必须清晰化——技术服务商、使用企业、通信运营商分层承担合规责任。监管部门可借鉴上海市消保委建议，探索用户个性化标签机制，让消费者从被动接收转向主动选择。对于消费者而言，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举报，也可开通运营商“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进行基础拦截。

技术进步从来都是一柄双刃剑。AI外呼降低了沟通成本，却也可能放大骚扰效能；提升了商业效率，却可能侵蚀生活安宁。规则的意义，恰在于修剪旁枝末节，让技术朝着有益于人的方向发展——正如古人所言，“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当法律红线足够清晰、技术自律足够有力、监管手段足够有效，AI外呼便能在合法合理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我们期待，电话那头传递的，不是冰冷的营销话术，而是文明的温度与信任的力量。这需要监管者、企业与消费者共同书写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