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美荣
在北京，社区议事厅的普遍设立，让居民共同商讨与自己利益相关的身边事，为社区治理尽责任集智慧，实现“我的社区我参与”。
近年来，北京市不断拓宽社区议事协商范围和渠道，丰富社区议事协商内容和形式，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民主协商领域取得了一定效果，实现了基层治理方式从“单一管理”向“多方治理”的转变。
用柔的方法取得好效果
近日，一场以居民为主导的关于居规民约修改讨论的居民议事协商会，在顺义区空港街道金港嘉园社区“议事厅”召开。20余位居民代表围坐一起，时而热烈讨论，时而低头疾书，大家就社区疫情防控等问题各抒己见。这是今年2月以来，金港嘉园社区开展的第6次居民议事会。期间，居民讨论的社区晒衣乱象、休闲区缺少座椅、园区没有自行车车位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2021年6月成立的金港嘉园社区于当年12月底完成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今年3月完成居委会选举工作。怎么把居民融在一起，让新社区有合力有活力，是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绳桂玲思考最多的问题。上任以来，她积极推进议事协商机制建设，深化基层民主自治。
“社区通过议事厅向居民传递心声，并将居民们关心的、关注的事项一一摆在桌面上，让百姓‘拍板儿’，及时解决居民诉求，努力做到未诉先办。”有着多年基层治理经验的绳桂玲深刻体会到，社区议事厅让社区治理由难变易，工作推进起来阻力也小了不少。用协商达成共识，群众的“气”顺了，事情更好办了，这便是用柔的方法，取得好的效果。
社区议事厅激发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打破过去社区建设都由“政府说了算”的固有模式，使居民“自己的事自己说了算”“大家的事大家商量，众人的事众人商量”。
如今在议事厅，居民议社区大小事，有商有量解决社区难事已不是什么新闻。据了解，早在2012年，北京市民政局就积极指导基层开展社区协商的创新实践，在总结提炼基层议事协商会、社区说事会、社区议事厅等经验做法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北京特点的“参与型”社区协商模式。截至2019年，全市城市社区已全部建立议事厅，农村社区覆盖率也已超过了70%，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搭建平台。
“真协商”贯穿全过程
一次次议事，一次次讨论，民主协商的种子在基层土壤落地生长。如何使议事协商更加有效？在激发居民主体意识，丰富基层自治参与形式上，基层有不少探索。
为方便居民以更直接的方式参与到街区更新中来，石景山区老山街道东里北社区开始尝试“圆桌讨论”。当北京首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国兴物业相关负责人介绍停车管理的背景、现状及相关政策后，所有参会者以每6至8人为一组坐成一圈，针对停车现状、存在问题以及管理建议进行开放式讨论。讨论结束后，再由每组代表发表小组的汇总意见。整个讨论会气氛热烈，参会者们积极踊跃地为社区停车管理建言献策，并就具体问题与政府部门及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展开交流。
“这个会的形式很好，让老百姓先说话，而且是和政府工作人员、规划师面对面交流。”居民代表朴洪江说，“各方代表根据制定好的‘议事规则’进行讨论，连副区长都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当场表态。”
经过多年探索，北京市基层议事协商愈加规范化、制度化。在推进社区议事厅建设过程中，大兴区发现存在协商程序不规范、协商成果落地难、楼门院治理缺乏统一要求等问题。2020年，大兴区开始试点推行“拉家常”议事会工作机制，通过不断的探索与实践，试点社区分别根据自身特点建立了形式多样的“拉家常”议事机制，将程序化议事化繁为简，把“开会”变成“聊天”，把被动“坐等”变成主动发现。
无独有偶，两年前，延庆区康庄镇31个村、2个社区建立“村民说事”制度，村民有大事小情随时可以说。除了事入台账，康庄镇还要求各村、社区固定每个月某一天“固定说事”，从面对面说，发展为“网格说”“线上说”“现场说”等新形式。针对“议得规范”方面，着重提出“议”的质量，不仅村民议、村干部议，还要邀请新乡贤、法律顾问等专业人才参与村庄发展重大事项的商议；在“办”上更重实效，体现在“小事不出街巷，大事不出村”。
“村民说事制度，让村民敢言、能言。”在康庄镇基层工作多年的一位老村支书感叹，过去村民有矛盾了或要盖章才找村委会。不管咋干，都有人“横挑鼻子竖挑眼”。自己看自己，成绩一大堆，村民却并不满意。现在看来，鼓终于敲到了点子上。
社区议事向楼院延伸
议事协商机制为基层增添了共治力量，随着城市末梢治理的不断深入，热心的居民尝试自治自管，社区自治网络向楼院延伸。
刚加入物管会，就赶上老旧小区改造的石景山区鲁谷街道六合园南社区居民孙小平，马不停蹄地召集志愿者和楼门长，带着第三方公司一起，挨家挨户敲开了社区居民的门，针对“应急物业确权”问题和“老旧小区改造”问题听听居民的心声。除了入户调查、线上访问，孙小平还带领第三方公司在社区门口“支起了摊儿”，向来来往往的居民介绍老旧小区改造的相关方案。
目前，在石景山区，有近十万名像孙小平一样的居民以“老街坊”的身份自愿参与社区治理，并成立老街坊劝导队、巡逻队、楼委会、环境保护队等，共商共治，建设家园。为拓展协商路径，充分释放“老街坊”协商议事活力，近年来，石景山区深入推进“微协商”“微议事”等平台建设，建立了208个“楼委会”，以“塔层议事”“楼门恳谈会”“楼门议事厅”等新方式确保“小事不出楼、微事不出群体，大事不出社区”。
从2012年开始，朝阳区也开展了党政群共商共治工程，不断健全“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为民办实事解难题机制，搭建四级议事协商“两会两厅”基础平台，即党政群共商共治区级议事协商会、党政群共商共治街道（乡）议事协商会、社区居民议事厅和网格居民议事厅。各级议事平台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来解决社区的问题和矛盾，提升社区治理水平，朝阳区也因此获得了全国社区治理创新奖。
为基层民主实践构建制度框架
议事协商的核心在于引导协商主体围绕公共议题或利益相关问题，通过交流沟通，深化认识、达成共识，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因此，设计一套有利于群众自我管理的可执行制度十分必要。
2016年，北京市出台《北京市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实施意见》，对社区协商的主体、内容、形式、方式、程序等进行总体制度设计，对街道协商和社区协商之间的互动机制规划了路径。2017年又出台《北京市社区议事厅工作指导规程（试行）》，对当前社区协商的重点内容，社区议事厅协商平台、议事协商程序和评价考核等进行了细化，在全国具有示范引领作用。同时，在社区议事协商的“解决问题”上下功夫，分层分类梳理协商事项，丰富社区居民参与议事协商的路径，注重社区居民议事协商参与实施的过程。通过开展城乡社区议事厅示范和楼门院治理示范建设工作，让更多的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协商，共同解决社区治理难题。
“议事协商，议的是民生话题，瞄准的是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确定议题过程中，只有将政府职能与百姓期盼精准对接，才能让议事协商直击痛点，契合居民心意，有助于民生实事加快落地。”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基层民主协商，不仅可以找到群众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更能将“共识”转化为“共为”，使基层治理转向“多方共治”。
2021年海淀区、门头沟区、顺义区、延庆区共有4个村被民政部确定为全国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试点单位。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累计完成300个城乡社区议事厅和900个楼门院（村组）治理示范点建设，并以每年25%的速度在全市推广，到“十四五”末，将实现全覆盖。
（据《北京社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