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海波

2010年，年仅19岁的我因家境贫困而不得不放弃学业到浙江义乌打工。将近10年的时间里，我卖过五金、摆过地摊，最后在一家服装厂站稳了脚跟，从流水线工人一步步成长为车间管理人员。

在外打工期间，我经常帮助新来的农民工兄弟找工作，遇到劳务纠纷、异地就医、子女入学等问题，我也总是挺身而出，积极帮忙协调解决。久而久之，很多云南籍的务工人员都认识了我。

2018年，我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这在很多人看来，是“逆袭”、是“高光时刻”，我却备感压力：“责任重大，不能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

2020年，怀揣乡村振兴梦的我，决定返回家乡云南曲靖，创办一家劳务输出公司，专门为当地老百姓外出务工牵线搭桥。自此，我和家乡农民工兄弟的距离更近了。

我利用进村入户宣传用工信息的机会，积极履职，倾听农民工兄弟的呼声，了解困扰他们的痛点、难点问题。

春节后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高峰期，也是我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正月初六一过，我几乎每天都在走村串寨。每次入户前，除了小红帽、橙马褂、一叠企业招工信息外，我还会带上一个笔记本作为“履职手账”，随时随地记录乡亲们反映的情况。

“培训是有的，但就是时间对不上。”还记得2021年2月17日这天，“小老弟”叶晓力向我反映了这个问题。作为一名年轻的外出务工人员，叶晓力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意愿特别强烈，但云南各部门组织培训的时间，大伙儿都还在外面打工，很难专门回来参加培训。

叶晓力反映的情况，也是我今年最为关注的内容。经过一年的走访调研，我了解到，目前人社、工会、妇联等部门都开展了针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但一方面培训的内容、工种有重复，另一方面培训的时间、地点相对局限，没能精准服务到真正有需求的人群。为此，我积极提出相关代表建议。

作为一名新生代农民工、一名返乡创业青年，近10年来，经我牵线搭桥、输送到省外务工的老乡近3000人次。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我持续为农民工群体发声、为乡村振兴建言，特别是2019年提出《关于公立学校应给予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一定入学名额的建议》后，我很快就收到了教育部的回复。

让每一位农村外出务工者感受到城市给予的关爱和温暖，这是我的最大心愿。今年是本届人大代表履职的最后一年，我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帮助农民工兄弟，认真履职，担当作为，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作者系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茨营镇团结村袁家营村民小组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