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瑞平 （河南）

我向往平遥古城已久。平遥古城是中国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汉民族古代县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是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宗教发展的实物标本。

终于，有了机会，我带着殷切的期望，奔赴上百公里，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山西平遥。当我热切地打量着这座素有“中国华尔街之称”的古城时，心中却有些失望。那斑驳的城墙，幽深的巷道，灰秃的瓦砾，我怎么也无法将它与曾经辉煌一时的“商业腹地”“金融心脏”联系在一起。

于是，我迈着懒散的步伐，想在街上随意地走一走就离开。无意中，来到一户宅院前，抬头仰望，青灰色的院墙高耸，悬空的屋檐挑在空中。信步走入院内，这是一座三进四合院，院内正房为五间砖拱窑洞，前面加木构披檐，柱廊上复瓦屋顶。东西厢房的单坡屋顶，向内倾斜着。整座四合院，左右对称，层次分明，布局严谨。渐进的数道宅院，用短墙或垂花门楼分割，曲径幽深，颇有庭院深深深几许的韵味。黑色的柱，灰色的瓦，方格的门窗，斗拱飞檐，彩饰金装，精巧的雕刻配以乡土气息浓厚的剪纸窗花，充分地体现了晋派民居独特的“外雄内秀”的建筑特色。

现代建筑大师贝聿铭说：“建筑是有生命的，它虽然是凝固的，可在它上面蕴涵着人文思想。”美国近代建筑师埃洛·沙里宁也曾说：“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那么，平遥的这些建筑，是谁建设的？又是在一种什么样的背景下建设的？它又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内涵和精神呢？

带着疑问，我翻阅史料，发现创建这一卓越成就的人，竟然不是官宦世家的子弟，也不是出自书香门第的读书人，而是一群地地道道的农民。

据万历《汾州府志》记载：“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人多耕织少。”乾隆《太谷县志》说太谷县“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个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士俗殷富，实有此焉”。这些农民为了温饱，为了生存，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外面辽阔的天地。

因为是农民，他们具备吃苦耐劳的性格特点。清人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他们离开家，离开父母和妻子儿女，开始到外面闯荡，多少山西人一生都颠簸在漫漫长途中。那首民歌《走西口》真切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著名的“大盛魁”商号的创始人之一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给人做过佣工，在军营中充当过伙夫，服过杂役，后来随营贸易，肩挑负贩，拉骆驼，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创建了赫赫有名的“大盛魁”商号。

他们又具有淳朴的品质。他们彼此用乡里之谊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组合成一个个灵活多变、有分有合的集团势力——“联号”。联号内，他们互通有无，互相帮助。对联号之外的商家也尽力提携，一家商号欠了另一家商号白银六万两，到后来实在还不起了，借入方的老板找到借出方老板，说明困境，磕头谢罪。借出方老板大手一挥说：“算了，谁都有难处的时候，不用还了。”一个店欠了另一个店千元现洋，还不起，借出店为了照顾他的自尊心，就让他象征性地还了一把斧头、一个箩筐，哈哈一笑了事。

他们讲信义。他们制定了严密、切实的行业规范和经营守则。在当时没有任何监督和惩罚机制的情况下，他们凭借信誉和道义，却能给天南地北的异乡人一种稳定的可靠感，这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他们勤劳，淳朴，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靠着这些优良的品质，把生意越做越大。直至后来，整个中国都在他们的事业之内，谈论天南海北就像谈论街坊邻里。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有人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古代文献对此多有记载，明朝，晋商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初期，山西商人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南自香港，北到西伯利亚，东起大坂，西到伊犁，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

从食不果腹的农民到富甲全国的商人，明清山西人的成功，在于他们自身所具备的优良品质，已内化成一种文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进取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在晋商的心智素养、经营和组织管理之中。也正如此，晋商才能在几百年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一方水土，一方民俗；一处建筑，一处文化。平遥的建筑庄重、古朴、大气，让人不自觉地想靠近它、亲近它、走进它。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晋商的品格——实在、严谨、稳重，体现了晋商独特的精神文化。有了晋商，才有了平遥的这些建筑，而这些建筑又蕴含着晋商的内涵与精神。这些建筑是有生命的，它细细渗透，节节延伸到平遥人、山西人乃至整个炎黄子孙的血脉里。

一段历史造就一座城，一座城见证着时代的兴衰更替。我站在平遥的古城墙上，俯瞰着这座城池。房屋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蚰蜒巷，排列有序。华灯初上，古城在璀璨的灯火中，穿过旧时光的喧嚣和寂寞，正走向新的辉煌与荣光。